熊猫的走向－方觉政论集 |
| 正当中美两国政府上演亲密无间的“探戈”之舞时，在寂静的监狱出现了另一支插曲。
2000年2月的一天，一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故作和蔼地问道：你对台湾今年的总统大选有什么估计？ 我深感自己的“囚犯”角色过于复杂，难道台湾的选举同我这个“普通犯人”也有关系吗？我告诉这位警官：我知道台湾将在今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但是我在监狱中得不到台湾选举的任何信息。他主动向我做了简要的介绍：目前台湾有3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的陈水扁和亲民党的宋楚瑜的民意测验指数相当接近，国民党的连战的民意测验指数稍低。他又问：你认为陈水扁会当选吗？我首先感谢了他的“选战介绍”，然后对他说：民进党在台湾普通民众中有比较大的号召力，特别是对台湾本土居民有占优势的影响，所以，在选举的最后投票阶段，民进党的得票率很可能领先。 他接着问道：如果民进党执政，会不会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比如，迅速推进台湾独立？我坦率地说道：从长远看，民进党希望大幅度改变国民党政府的大陆政策。但是，在民进党首次执政的4年任期内，它可能没有条件立刻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因为现在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是希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保持现状，而且国民党和亲民党在台湾仍然有不小的影响，所以台湾迅速大幅度改变对大陆的政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都有困难。 他又表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有些部队的同志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宜早不宜迟。如果等到台湾采取了独立的实际行动，等到台湾的军事力量更加现代化，等到国际上对台湾的同情更多，再来解决台湾问题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如果中国决心彻底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晚打不如早打。你对这种意见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这是有关机构在向我传送一种危险的信息。在监狱中，我同中共政权的关系一直有微妙之处。他们不仅想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且想知道我对政治人物、政治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评估。也许，中共政权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可能会同他们的接班人在政治舞台上面对面地打交道。所以，它们需要了解我的政治看法，而不仅仅是了解我对民主理论的见解。况且，消息灵通的安全机关也知道，我同中国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家庭成员有着长期的联系。 我严肃地说：希望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任何领导人，彻底放弃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任何打算。从现实的军事角度和外交角度讲，台湾军队拥有不可忽视的防御力量和反击力量，美国将会干预大陆对台湾的进攻，日本和韩国也不愿意见到大陆进攻台湾。中国军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 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故作愤怒的朱鎔基用老人的拳头捶击着桌面，威胁性地暗示说：如果台湾选民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大陆将采取强硬行动。一位西方记者当即向他提问：大陆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朱鎔基闪烁其辞地回答：几天后你们等着看吧！中共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几乎都具有可以同好莱坞明星相媲美的表演才能，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不同的台词或做出不同的动作。朱鎔基在这方面当然并不落后。“几天之后”就是台湾的总统选举日，朱先生显然是在对台湾进行“选举神经战”。 当我从官方电视新闻的画面上看到朱鎔基的表演时，感到极其可笑。我认为，中共政权正在重复四年前的错误。中共政权为了阻止李登辉1996年连任台湾总统，从1995年7月到1996年2月在台湾海峡及其临近地域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目的也是为了向台湾选民施加压力。 规模最大的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是在1996年2月进行的，演习的核心区域是福建省的平潭岛（平潭县）。在演习的过程中，我正好从北京到福州处理商务。平潭县在行政上归福州市管辖。90年代中期我在福州做政府官员时，多次因公去过平潭，并同当地的领导人熟悉。1996年初我在福州处理商务时，亲眼见过公路上隆隆而过的坦克，隆隆而过的炮车，隆隆而过的移动式导弹发射架。但是在我心目中，这些真枪实弹似乎只是一个个玩具。我不太相信，在一场真正的现代战争中，这种二流、甚至三流的军事装备能够取胜。我也亲眼见过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表情茫然的演习士兵。我同样不大相信，这些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福建演习的外省的军人，能够成功地占领大海那边的台湾岛。 1995年7月中国军队在福建省的东山岛（东山县）举行第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后不久，我同一位知名的福建的私人企业家同车前往厦门。途中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他讲了一句不无观察力的话：江泽民没有政绩，也没有威望，现在想通过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提高自己的地位。事实上，我接触到的很多福建当地的官员和公众，对第三代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在他们的家乡搞劳民伤财的军事演习感到困惑和厌倦。他们感到这种演习仿佛是1958年毛泽东炮轰金门的翻版。 毛泽东炮轰金门实际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江泽民的军事演习实际上驱动更多的台湾民众将选票投给李登辉。1996年3月，李登辉以绝对多数票连任台湾总统。 我记得，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后，我曾对一位关心政治的官员朋友说：李登辉将成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掘墓人。他睁大疑惑的眼睛，似乎不相信。12年后这个掘墓人真的成功了。 2000年3月19日晚上，官方电视新闻的播音员用沉闷的语调宣读了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希望刚刚执政的民进党当局不要走得太远。毫无疑问，不久前中国政府对台湾选民的威胁和对民进党的攻击，促进了陈水扁的当选。 电视新闻刚刚结束，一位负责警官就来找我：上级要求我就今天台湾的选举结果写一份书面看法。 我针对中共政权再一次的政治失算和外交失误写道：希望中共政府尊重台湾人民以民主方式作出的政治选择。 台湾选举的插曲结束之后，中美两国政府的“探戈”走向了高潮。 2000年5月，经过中美两国政府的竭力游说，美国众议院以不太悬殊的多数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议案。美国的这种表现鼓舞了西欧的左派政府和欧盟的左派官员。同样是在这一年的5月，欧盟与中国政府急切地在北京签署了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至此，WTO的“世纪大战”只剩下最后一场重要战役了：美国参议院是否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 2000年6月的第一天，我罕见地接到妹妹的一封信，告诉我：她由于操劳过度，引发胃部大出血，不得不住院抢救。她希望我向狱方提出要求，给她打一个电话。 在中国的监狱里，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犯人每个星期或隔几个星期可以给亲属打一次电话，但是第三级（“严管级”）的犯人不能给亲属打电话。我始终处于“严管级”，从来不允许我给亲属打电话。但是，当我唯一的妹妹病危时，我应该提出打电话的要求。我当即要求狱方尽快批准我给妹妹打一次电话。狱方对此早有准备。因为犯人的来信都要事先经过狱方的检查，它们完全清楚妹妹来信中的建议。狱方马上答复我：不能给你的妹妹打电话。 我认为狱方的答复十分无理。因为我所要打的电话没有任何政治含义，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问候。回到牢房后，我立即给中国司法部写了一封信，要求批准我去探视重病的妹妹。 根据中国的《监狱法》和有关行政规章，犯人有权探视病重或生命垂危的重要亲属。为什么要给司法部写信？因为司法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 第二天晚上，两位负责警官约我谈话。谈话的地点在一处空荡的大房间内，屋角的墙上镶着既可以录像，也可以录音的电子监视器。根据我的经验，在这种地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给在另一个房间观察谈话过程的更高级别的人物提供真实的声音和画面。 谈话的气氛是严峻的。警官向我宣布了上级的决定：不同意我去探视妹妹。我当即提出了抗议。 两天之后又是1989年“6•4”事件纪念日。这一天早饭前，我又给中国司法部写了一封信，宣布为了抗议11年前中国政府对和平静坐者的武力镇压，并抗议当前中国政府继续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我将在6月4日绝食。 由于我1999年6月4日曾经在北京市看守所绝食，所以狱方猜测我是否有可能2000年6月4日再次绝食。它们事先准备了几套应对方案：如果我在绝食中当众呼喊反政府的口号怎么办？如果我在绝食之外又采取其它损伤身体的手段怎么办？总之，它们颇为紧张，担心发生难以控制的意外情况。其实，那些应对方案和种种担心都是多余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我在6月4日绝食是一种政治表态，绝不会采取极端主义的行动。 监狱平时配发给囚犯的食物质量是极差的，但是2000年6月4日的午餐却是诱人的：菜桶内全部是鲜嫩的红烧鸡块。我没有去领食物。但是其他犯人还是按狱方的指令，将一碗红烧鸡块放在了我的床旁。我猜想：或许狱方也想用非同寻常的午餐纪念“6•4”吧！ 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狱警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我的妹妹坐在里面，两名负责警官坐在旁边。我同她已经3个月没有见面。以往的会见是在专用的犯人会见室，今天的会见是在监狱的办公室，意味着将有重要谈话。 妹妹告诉我：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可以考虑对我实行“保外就医”，但是需要办理若干“保外就医”手续。 我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对外表态是否真诚表示怀疑。所谓“保外就医”，是允许犯人离开监狱回家治病。但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探戈”已经进入高潮，今年秋天美国参议院将审议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种种迹象表明，参议院将通过这个议案。一旦参议院批准了这项议案，中国政府对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任期的克林顿政府就无所求了。精于算计的中共政权不会在这个对它有利的时候额外作出实质性的人权让步。 然而，狡猾的中国政府需要作出某种改善人权状况的表面姿态，以便更有把握地确保美国参议院顺利通过PNTR议案，并缓和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烈批评。所谓“可以考虑对我实行保外就医”，更可能的意图是给西方开一张安慰性的空头支票。 2000年8月的一天，一位警官带我到简陋的监狱医院进行了“保外就医”前的身体检查。中国的医院也分成三大级别，第三级都是小医院。我所在的监狱的医院，门前就挂着3级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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